在最黑暗的時刻 讓我們思念鄭南榕│吳叡人

2018.06.19

敬愛的鄭家的家屬,我尊敬的蔡總統、賴院長、菊姐,還有在座許多民主運動的前輩,大家好,我是吳叡人,我現在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服務,今天做一個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晚輩,我很榮幸也很惶恐有這個機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我對鄭南榕先生的懷念,以及我對他的生命意義的思考。今天我要講的主題是,在最黑暗的時刻,The darkest hour。

1989年4月8日早晨,我在芝加哥大學宿舍時,有一通電話把我叫醒,那是美國西北大學的許達然(文雄)教授來電通知,告知我鄭南榕先生自焚的消息,我聽到後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難過。其實從前一年起,因為研究二二八的緣故,我已經開始在每年二二八那一天禁食一天

接到鄭先生自焚的消息,我決定今後每年二二八和4月7日兩天都禁食一天。這兩天是我的國殤日,是台灣人受苦的日子。從1990年開始,一直到2016年,我連續在這兩天禁食了二十七年。去年1月我從英國回來,母親病危入院,一直到4月母親過世,這段時間,身為人子,憂心忡忡,於是二二八和4月7日都破了戒。我大學時代曾經為自由時代寫過文章,但從未見過鄭先生本人,禁食,讓自己肉體稍微承受一點苦,是我這個民主運動的後輩,想要嚐試理解台灣人前輩在這麼困難的時刻所承受的痛苦,想要表達自己的敬意,還有嚐試和他的精神建立一點連結的個人方法。

2005年,我從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台教書,應台大濁水溪社邀請去談鄭南榕的殉道,我提出了兩個主要觀點。首先是「殉道」的「殉」這個字。我用德國社會學家Max Weber的心志倫理的概念,也就是願為個人信念而犧牲生命的倫理,來解釋鄭先生的自焚。為何這樣說?這種倫理在台灣人的價值觀之中非常罕見。過去我讀韓國學生運動史,對韓國學生前仆後繼選擇自焚來表達自己信念的行為,感到非常震驚而敬佩。為什麼他們這麼做,我無法理解。那時,我在台大從事學運,碰到的絕大多數都是自私膽怯的所謂「菁英」,不要說為信念而死,連為信念被記過都不肯,因為那樣就沒辦法考預官。和韓國學生的理想和勇氣相比,台灣學生的怯懦自私讓我羞愧、痛苦而不解。我想了很久以後,得到的唯一解釋是,台灣人被殺怕了,被嚇破膽了。二二八時全島有很多台灣青年奮起抵抗,說明台灣人絕非生性怯懦,但事件後的清鄉屠殺和白色恐怖讓台灣人的精神史斷裂,讓後來者接不起來了。事實上,這是台灣歷史上反覆出現的主題,每換一次政權,就要殺一次,結果台灣人的認同、信念與精神價值無法累積。唯一累積成我們「本土」傳統的,很不幸地,就是機會主義和現實主義,就是後藤新平(日治台灣民政長官)所說「怕死、愛錢、愛面子」的那種台灣人。任何外來統治者來到台灣就馬上能看出台灣人很好講話,很好逗陣,因為台灣人很現實,不會為理想來犧牲,對這種機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民族性,他們一看就知道,所以知道這個民族很好統治。鄭南榕的自焚是我第一次看到台灣人為信念而殉道,他徹底顛覆了台灣人的形象,震驚了統治集團。那時《聯合報》用很大的篇幅報導,說鄭南榕為何自殺,(聯合報說)因為他精神有問題。它不知道一個人為了信念而自殺的意思,那是正常的,他(鄭南榕)比任何人都正常,因為那是一種倫理上的選擇,鄭南榕的自焚,用他個人肉身來補足歷史的斷裂,重新把台灣充滿卑德、反動的傳統黏起來、接起來。鄭南榕的自焚是台灣人一次精神上的成年禮,讓咱開始轉大人,開始不再認為自己是一個弱勢的民族,開始學著不依賴強權而自己站起來。

我講的第二點,是殉道的「道」。他為什麼而殉?他殉什麼道?鄭南榕為何自焚?他當然是為台獨理想而死,但我們都知道,他同時也是為捍衛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而死。所以我說他是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但他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是人權。這種民族主義,在政治哲學上稱作「自由的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這是進步、開放的民族主義。這點好像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我也特別用他過去講的名言:「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用這句話來闡述他兼顧台獨理想與自由主義的進步思想。這兩者一般被認為很難兼顧,但鄭南榕提出一個進步的思考:我們要建國,但是到底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家?是建立在民主自由人權上的好國好民。沒錯,我們是要獨立建國,但重點不只在於建國,也在於要建一個甚麼樣的國家。鄭南榕想像的台灣共和國,是一個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權基礎上的好國好民。這個一直被大家忽略的主張,現在證明是充滿智慧和遠見的,因為到了今天,當中國強大,台灣受困的危機時刻,「好國好民」這四個字,他的志業,必須成為我們對抗帝國強權的最重要軟實力(Soft Power)。

說完過去以後來講現在。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都要經過現在新的解釋,所以最後讓我談一下鄭南榕殉道的當代意義。在開始談之前,想跟大家說明,我不是一個政治工作者,而是一個學術工作者,所以我今天沒有那個能力、也不適合從政治的角度來思考或評價鄭南榕先生的意義;我想用我的歷史專業從哲學的高度去思考鄭南榕犧牲的意義,希望大家聽到我之後說的話,不要受到刺激,也請大家諒解一位讀冊人的心情。2005年的時點,我對鄭南榕的詮釋重點放在內部,放在他為信念犧牲的行動對改造台灣人靈魂的意義,以及他追求「好國好民」的進步視野,對起造一個進步的台灣民族認同的意義。然而十三年過去,這十三年剛好是中華帝國崛起,許文龍等台灣資本家投降,整個台灣歷史命運開始逆轉,走上艱困的荊棘之道的期間。我想蔡總統和賴院長(賴清德)也真歹命,遇到台灣最困難的時刻要做政治工作,尤其還要做台獨的政治工作,這是一個很歹的時機。這十三年間,我們再度面對非常嚴厲挑戰:中國來的軍事恐嚇、經濟收買。台灣人靈魂中「怕死、愛錢、愛面子」的歷史詛咒,再度被帝國的暴力與金錢喚醒,我們再一次面臨浮士德的考驗,考驗我們台灣人是否願意出賣自己的靈魂,願意拋棄對自由民主的信念。

確實,在這段時間,我們懷抱著鄭南榕所說的「好國好民」的信念,努力抵抗帝國和資本的侵略。Nylon兄,你應該有看到,台灣這段時間出現一個很有志氣的年輕世代,深受你的影響。他們要追求台灣獨立,但是他們和你一樣,追求的是堂堂正正的台灣獨立,他們要建國,但要建的是一個好的、良善的、受人尊敬的國家。抱著這樣的信念,從野草莓到太陽花,到反核四、到反課綱,咱台灣人通過第一關的考驗,不過這只是第一關而已。我們成功抵抗帝國與買辦的攻勢,創造地緣政治的奇蹟,手無寸鐵的台灣公民社會,擋住了一波帝國式的侵略。台灣人,尤其台灣的年輕人,應為這個努力而驕傲,我們創造了這個奇蹟,也保持了作為好國好民靈魂的純淨。Nylon兄,過去那段時間,我們沒有對不起咱台灣,也沒有對不起你。

然而正如我的好兄弟,中研院社會所吳介民教授說的,他說:「叡人,不要歡喜太久!我們最多大概只能擋兩年」,因為帝國對台灣的攻擊和侵略從來不曾停止過,他們第一次只不過是買錯了人,買的是少數資本家跟買辦國民黨,接下來他們想清楚,他們要買一整個世代,他們要一整個島嶼,他們要把整顆蕃薯仔買起來。台灣人才剛打完一場硬仗,還在喘氣,現在就要面臨另一場非常嚴格、道德上的考驗,另一場出賣靈魂的考驗。各位年輕的朋友,中國現在又在喊價了喔。他說台灣的自由民主一斤多少錢?你台灣人的靈魂一斤多少錢?你要賣你的自由民主嗎?要賣你的靈魂嗎?你不賣,我就打你、抓你、殺你,看你多勇!看你們有幾個李明哲!

有很多學生跟我問說,「老師,我在台灣拿到博士找嘸出路,我想要去中國。」,很多記者問我說,「中國的『惠』台政策對台灣是否有影響?」很多關心台灣的外國朋友問我,「中國已包圍台灣,台灣要如何是好?」

老實說,你該不該去,我怎麼有權力去干預?你要去哪發展,要去做叨位的人,那是你自己道德的選擇,你只能替你自己的選擇負責而已。但是我知道,『磁吸政策』和恫嚇,還有中國的滲透,還有我好朋友陳奕齊說的『中國的白蟻』對台灣侵門踏戶,對台灣怎麼可能沒影響?當然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台灣人的精神力量並沒有那麼強,因為台灣人對民主的信念還沒那麼深,因為我們的心志並沒有那麼堅定、因為我們台灣人的國家認同還沒有那麼穩定。歷史上長期沒自己國家的台灣人,現在有一個國家卻很不習慣,不習慣去愛自己的國家,也不知道如何去愛自己的國家。

才過幾年而已,太陽花時代的樂觀已經消失,現在的民心確實一直在動搖、躊躇,台灣人開始在亂想,台灣現在處在很危險的情境中。老實說,做為一個個人,我不知道現在該怎樣才好,要突破中國的包圍、磁吸、暴力的威脅、滲透,這需要很大量的專業知識,但這也超過我個人的能力,甚至可能超過整個世代專業知識份子的能力。老實講,我處在一種非常焦慮的狀況,我相信這應該是大多數、上下幾個世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很普遍的心境,大家是沒講出來而已:We are rather anxious, and we are not sure what to do!(我們有夠焦慮的,但我們不知如何是好)」。

我不是在唱衰台灣,只不過在面對現實,弱勢者沒悲觀的權利,但弱勢者也沒有幻想的權利。台灣當然不是一個弱國,台灣是一個好的中等國家,但是台灣是國際政治上和國際法上的弱勢國家,這是一個現實。Nylon先生,你犧牲生命爭取到的言論自由,打造的好國好民,現在正在面臨瓦解的危機。

所以我們不能再幻想,我們要面對現實,我們的現實是什麼?Nylon先生,你用犧牲生命爭取的言論自由,你打造的好國好民,這個蔡總統說自由之家排名很前面的自由的國度,現在在面臨瓦解的危機。事實上,我們現在面對最大的敵人不是中國,而是咱家己,咱家己心志不堅定;但也就是在台灣人的靈魂再度受到考驗的這個最黑暗時刻,我們要再一次回到鄭南榕這個人,因為他講的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故事,不一樣的理念,他講的不是驚惶、不是現實的利益、不是金錢,他講的是勇氣、是信念,是希望和夢想。伊講的不是物質的力量,而是一種精神的力量。他訴求的不是人性的黑暗與卑怯,他訴求的是人性的高貴。他所提倡的,簡單講,不是現實主義,不是台灣人習慣好逗陣的現實主義,是一種理想主義,咱今嘛台灣人需要的是理想主義。

而且,大家千萬別忘了,鄭南榕是犧牲生命跟我們講這些話;他知道講話很簡單,但若不拚命來講這些話,台灣人不會覺醒,現實的台灣人不會覺醒,好逗陣的台灣人不會覺醒。伊的行為,老實講,包括帝國主義者、包括國民黨等許多台灣本土的買辦是做不到的。所以在今天這種黑暗的時刻,我們必須再回到鄭南榕先生給我們教訓、對我們說的勇氣和信念,他的話所描寫的希望與夢想,來重新找回咱的勇氣、信念與夢想,然後重新得到我們的希望。

各位,29年過去了,鄭南榕早已超越所謂的建國烈士的角色,而是已轉化成先知,也是台灣人最欠缺的道德典型(moral model),一種「好樣」,這種「好樣」正是台灣人最欠缺的。他簡單又有力的話語,在台灣的危機時刻給我們鼓舞、溫暖,讓我們重新又站起來。
各位,在最黑暗的時刻,讓我們思念鄭南榕,現在是我們現代史上,另一個「鄭南榕時刻」,The Nylon moment is coming!Nylon並沒有死,Nylon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我們,Nylon一直和我們做伙,在最黑暗的時刻,在我們最動搖、猶豫的時刻,他帶著笑容,堅定提醒我們:我們不會輸,我們也不能輸,因為我們不是怕死、愛錢、愛面子的賤民,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抱著這信念,我們一定會出頭天。

各位,住在台灣是一件拚命的事。只有拚著命,抱著鄭南榕這個信念奮鬥,我們才會出頭天。Nylon兄,願你永遠的生命,帶給我們勇氣和信念,引領台灣民族抵抗帝國的侵略,最後得到真正的自由和獨立。感謝大家的傾聽。

編按:本文為吳叡人先生出席2018年4月7日鄭南榕殉道29周年紀念會之專題演講稿,經原作者同意後,轉載自鄭南榕基金會官網:https://goo.gl/gHSDDh

 

 


吳叡人 /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