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禮如儀的司法國是會議│沈伯洋

2017.09.19

1999年的司改會議不盡人意,於是2017由小英政府主導的司法國是會議讓人民充滿了期待,然而會議就好像一場表演賽一般,展演完了,似乎就結束了。在批評的聲浪當中,不少人認為議題實在太多了,一個國是會議要塞那麼多議題,一個議題又只有三分鐘發言,那麼該如何好好地談論司法改革呢?

乍聽之下這個說法言之成理:要改的東西太多了,但是我們卻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討論。然而與會的專家學者那麼多,難道大家都是等到司法國是會議開始這一天才開始討論要不要陪審制、要不要廢除通姦罪、要不要處理司法過勞問題嗎?
當然不是。

 

轉型正義之欠缺

這些問題學界、實務、NGO早就討論過了,誰贊成誰反對閉著眼睛都可以唸出名字來了。如果真只是需要這些專家學者的意見,倒不如把這些人平日寫的文章列印出來,輔佐研討會的錄音檔用Google小姐朗誦就好了,聚集了那麼多人坐在那邊把自己的主張在念一遍又何必要三分鐘。每個人都很清楚坐在那個位子的時候其他人要講什麼話,不是嗎?法務部、司法院的立場,難道都是在國是會議當天大家才突然領悟嗎?

所以說,問題根本不是出在這裡。如果大家都知道XXX法條有問題,又何必等到國是會議當天再來討論這些法條有沒有問題?因此,司法改革的問題根源壓根不是「不知道問題在哪裡」,而是「明明知道問題在哪裡,卻改不下去」的問題。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台灣各體育協會的問題多久了,為何沒辦法處理?那麼多「士官長」在協會裡,這些事情開一個「體育國是會議」就有辦法解決嗎?

 

台灣的司法制度是天上掉下來的。國民黨來台之後毀掉了半個司法體系,而這個毀掉的體系從來沒有被重建過。這就好像裝潢的時候把瓦斯爐錯裝到廁所,結果大家討論的是如何在廁所燒菜,如何把菜從廁所端到廚房,如何防止臭味,但就是沒有人要把瓦斯爐拆掉搬回廚房。而細究不搬移的原因,卻是因為已經有一群人因為錯裝的瓦斯爐而受益,而這些人沒有人想去得罪。

鄉愿也不是什麼壞事,這也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體制的建立原本就艱難,而在原本體制內享受的人們當然很難接受改變,尤其是體制內的人們自己就是司法改革的一員(player)。如果沒有什麼契機(社會學中的critical juncture)出現,制度的變遷原本就有困難。然而當契機出現的時候,倒也不需要什麼國是會議。只要讓台灣像個正常的國家運作,其餘其實都是枝微末節的問題。在錯誤的司法體系享受的人們,以及曾經犯錯的人們,如果繼續留在這個體系當中,這就不是一個正常國家該有的事情。沒有一個正常的程序和體制來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司法改革就是天方夜譚。

說穿了,這就是轉型正義。轉型正義的出現,其實是司法改革的必要條件。正常化的國家,才會有正常化的司法。國家制度如果設計上就是為特定人服務,那麼只要這個結構不改,就像廁所的瓦斯爐一樣,永遠沒辦法被叫做廚房。

 

機構定位的調整,比意識形態更重要

在社會學當中,很常被研究的就是「機構」的行為,這些機構可能是警察局、公司、學校社團、基進團體等等。機構的行為和人的行為極為類似,都會有固定模式,而社會學當然不遺餘力地想要瞭解每個單位的行事準則,因為唯有深入瞭解,才有辦法擬定相關政策。以我的專長為例,警察局的行事風格與準則就可以分成四種模式,而對於警察執法改革的關鍵就在於對於這些模式作調整。

司法單位如法院、檢察署,或者高層單位如法務部、司法院,都一樣是機構,一樣有機構的行事準則。機構的行事準則又可以分成活的跟死的:活的部分就是會受到政策擺動而影響(有各種模式),而死的部分就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改變若說成是司法改革的關鍵,倒不如說是整體國民知識水準的提升;這部分的改革可能跟媒體跟學校比較有關係,而不是司法的原罪。至於活的部分,就是改變的重點,而針對這些行事準則的改變,卻少見於司法國是會議的討論。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這正是改革的最佳寫照。我們有想要改革的力量,卻沒有朝向正確的方向;我們事實上有很多已經存在的法律,執行上卻滯礙難行,那就是因為執行法律的「機構」並不正常。機構的行事準則不正常,執行出來的法律當然會是歪斜的。然而若要行事準則正常化,那就要確立各個機構在民主憲政下權責相符,並有各自不重疊的目的。而恰巧的是,我們連每個機構「權責和目的」都無法正常化,更遑論確立其行事準則。

常看到有言論批評檢察官、法官、甚至司法行政的人「只想升官」、「只為了自己」,然而想升官真的有錯嗎?錯的是升官之後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當我們各個機構官員的權力是不正常的,那麼想要升官的心當然只會將問題極大化。如果機構設計上的權責是正常的,那麼升官就是要作大事,為民服務何樂而不為?這還是回歸到問題的原點:我們有沒有一個正常國家的司法制度,我們有沒有一個正常國家的人事系統,我們有沒有一個正常國家的勞動環境,我們有沒有一個正常國家的權責分立,我們有沒有一個正常國家的究責系統。對於這些系統的建立政府是責無旁貸。如果這些系統不做,就會陷入「人民指責司法,然後司法又嫌人民笨」的無限循環當中。

 

未來司改的方向

以相對爭議比較少的青少年問題為例,我們都知道青少年的保護是急迫的,是需要法案與福利系統共同運作的。多元收容措施、中途專區等設置,這大概是不用開國是會議也可以得到的結論。問題在於,這件事情需要法務部矯正署、司法院、衛福部、教育部等各單位來研擬,甚至需要勞動部來研擬社會復歸的行事準則。偏偏各部會也未必有法律的專長,明瞭法律的設計如何觸發機構的行為。理論上最懂法律的法務部都花時間在檢察官身上,可能只有時間請幾個學者翻譯幾篇文章就把法案送出去,草案在立院手上的時候,大概也只能請立委助理打幾通電話,好一點的狀況弄個公聽會,生出一個執行困難的法案,壞一點的狀況可能就擱置。這中間沒有明確的權責機關,而錯誤的政策導致青少年受害也沒有人會下台,政策的設計更不會追究機構的責任。更不要說倡議的團體,或可發現黨國餘毒,參與公聽、發表高見,不用負責,無庸背書。整件事情最後很有可能就是一場表演:「我聽到問題了,我討論了,我跟著『改革團體』提出解決方案了」。如果最後失敗了,那就是台灣自己的問題。這其實不是俗稱的官僚,而是連官僚都還不如的擺爛。官僚還有法律依據,單純的擺爛是卻是在道德底線的下探。

如果未來是一場一場行禮如儀的表演,那將是法治國的災難:如果台灣還是法治國的話。

希望將來的司法改革,能夠不要再談假議題(如人民對司法的信任: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度在學理上原本就不高),而是提出一項一項的機構重整:包含各機構的定位、人事的重整、權責的劃分,並回溯過去責任。唯有如此,才能夠在未來的具體政策建議上,發展出幾套適合機構執行的政策與法案,也唯有各自負責,才有機會讓人民在國會殿堂上看到價值觀的辯論。

當然人事重整、追究責任會是最艱難的任務,但這一步跨不出去,什麼法案的改革都會更加艱鉅。


 


沈伯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