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台獨聯盟發展的背景及其影響│張燦鍙

2017.06.18


有一陣人基於身為台灣人的責任與義務,沒有政治權力與利益的敏感嗅覺,為公義挺身而出,為堅持建國理想付出不悔的青春,為被壓迫的台灣人發聲,講出島內台灣人不能講的話,成為台灣監獄島唯一的出口,正是海外台獨運動長期扮演的角色。(理想)

在美國從事獨立運動,終極目標當然是台灣獨立,具體的策略則是成立台獨組織,團結海外台灣人民、發揮國際影響力,進而改變台灣政治現況。對內,關心台灣人民的人權與政治權利;對外,利用國際舞台,向世界各地宣傳台獨理念。(國際的行動)

「一個政權崩解,一種統治方式的改變,一定是很多項歷史條件匯聚而成的。」當時的台灣同鄉會、人權會、FAPA、台獨聯盟、台灣人民自決運動,透過國際輿論向國民黨政府施壓,為島內反對人士聲援,為台灣人民見證一種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可以在台灣人身上落實,我想,這些都是促使日後國民黨政權改變的重要原因之一。(海外台灣人的團結)

 

一、台獨聯盟的發展

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於1970年1月1日由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60年成立)、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1964年成立)、美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1966年成立)和歐洲台灣獨立聯盟(1967年成立)與島內台灣自由聯盟共同組成,南美本部則於1976年成立,成為世界性的組織。成立宣言明確指出,台灣人的命運應由台灣人決定,台灣人自決的權利是神聖不可剝奪,為脫離中國的專制統治,為追求幸福的生活,為開創自由的樂土,台灣人要建立台灣人的國家。追求台灣獨立的思想在海外台灣人的心中延燒,已成一股無可抗阻的力量。世界性的台獨聯盟象徵海外台灣人勢力的大團結,為台獨運動掀起高潮,鼓舞島內台灣人意識增長,對抗獨裁蔣政權的意志生根。

(1)組織創立初期

以留學生為主的社團:台灣在日本統治時代,逐漸接受現代化的教育,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崛起,1920年代台灣人展開蓬勃的政治社會運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提出文化改造、要求地方自治,民主政治等近代國家的觀念漸漸進入知識份子的思維中。日本的殖民教育與皇民化運動,讓台灣人深刻感受異族統治的悲哀,朝思暮想回歸祖國懷抱,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戰敗,中國兵來了,政治社會情勢大變,終於爆發228大革命,中國兵毫不留情的屠殺台灣人,此舉震撼台灣人,痛問「中國怎是祖國?中國人怎是同胞?」蔣介石獨裁統治下的台灣,苦悶肅殺的氣氛,讓知識分子噤聲,選擇遠走異鄉,自我流放。

1950年代,留學生多選擇留學日本,主要是基於語言與文化特性的相近,來到日本東京的留學生,根據黃昭堂的口述歷史,起初許多留學生會與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接觸,但因國民黨滲透的厲害,廖文毅身邊的份子越顯複雜,轉而另外成立組織,以王育德為首成立了「台灣青年社」,當時黃昭堂、許世楷、侯榮邦、廖春榮、戴天昭、張國興、周英明、金美齡等前後來到日本東京,都一起加入了台灣青年社。由於成員多研讀政治法律,精於論述,擅長書寫文章,於1960年創立《台灣青年》刊物,成為啟蒙台獨思想的重要論述文宣,刊物郵寄到歐美各地,影響歐美各地的留學生。

到了1960年代,由於教育及政策鼓勵留學美國,而美國相對容易取得居留,留學生留學美國的人數增加,漸漸超過日本,整個台獨運動的中心也由日本轉往美國。北美洲台獨運動的起源是1956年1月,在美國費城賓州大學的台灣留學生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筆名李天福)、楊東傑、林錫湖等人,所秘密結社的「台灣人的自由台灣」(The Committee for Formosans’ Free Formosa,簡稱3F)。後經過改組,1958年1月宣布成立「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簡稱UFI),以費城為總部,逐漸向外拓展。UFI發行英文刊物《Ilha Formosa》(《美麗島》)以喚醒台灣留學生加入台獨運動行列,向全世界,尤其是聯合國及美國國會,表達台灣人追求自由和自決的心願。

美國由於幅員廣大,留學生分散各地,聚集不易,但因獨立建國的目標一致,透過同學同鄉的關係,各地留學生逐漸建立聯絡網。各地熱心台獨理念的留學生,在校園內分發《台灣青年》、《台灣通訊》等刊物,進行思想啟蒙工作。他們分別是:有堪薩斯州立大學曼哈頓校區的范良信、楊宗昌、陳希寬、莊秋雄;奧克拉荷馬大學諾曼校區的陳榮成、陳唐山、王人紀;波士頓哈佛大學的蕭欣義;洛杉磯的蔡同榮、賴文雄、張燦鍙、王秋森;巴地摩爾的鄭自才;雙子城的賴金德;威斯康辛的周烒明、簡金生;費城的陳以德、羅福全等。1966年6月UFI宣布改組,由來自全美九個地區的代表決議,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 UFAI),這是美國台獨運動邁向組織化的開始。

早期台獨聯盟的成員多以留學生為主,絕大部分在島內未涉政治,留學生出於單純對國家的熱情,對故鄉的樸質情感,牽繫遭受白色恐怖身陷囹圄的同胞,尤其在國外求學的留學生,擁有向國際社會發聲的能力,更應挺身而出,他們秉持知識份子責無旁貸的責任,志願性的投入獨立建國運動,是台獨聯盟組織的一大特性。

(2)組織擴展與特色

普遍全面性的組織擴展:隨著來美留學生的增加,經過草創階段,留學生再度串連重整,1966年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成立,隨即由組織部策畫,賴文雄、陳榮成、張燦鍙三人展開「8000哩自由長征」,橫掃全美各地展開校園巡迴行動,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吸引更多各地的留學生加入,辛勤耕耘收穫良多,此行不僅建立了全美各地的組織聯絡網,有人捐錢,更多加入成為盟員,使聯盟發行的刊物FORMOSAgram郵寄名單從400份擴增到4000份,聯盟組織得已在美國普遍而全面性的迅速擴展,成為在美國全國性的組織。

在日本的發展則有台灣青年社的成立,1960年發行《台灣青年》刊物,作為對外宣傳理念與組織的重要媒介,1965年組織更名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宣示聯盟為「達成台灣獨立,建設近代化新台灣為目的的全民性革命建國團體」。台灣青年獨立聯盟除了持續發行刊物,並積極展開對國民黨的抗議行動,如1962年滑稽節大哭事件、1964年2月公開的台獨記者會、1964年陳純真間諜事件、1966年京都絕食抗議美日支援國民黨政權、1967年抗議蔣經國訪日示威遊行、1968年柳文卿強制遣返事件,以及每年固定的228紀念活動引發日本政界及媒體對台灣的關注。

發展為全球性的組織:在美國的「全美台灣獨立聯盟」與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經常交流,以《台灣青年》及Independent Formosa做為共同機關誌,早有成立聯合陣線的想法,經過協調努力,結合歐洲「歐洲台灣獨立聯盟」,及加拿大「在加台灣人權委員會」及台灣島內的「台灣自由聯盟」,於1970年1月1日正式對外宣布組成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台獨聯盟」(WUFI)。1976年,在巴西成立南美本部。這是海外台灣人空前的結合,為海外台獨運動掀起高潮。到了1987年,台獨聯盟改名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目前台獨聯盟的總部設在台灣,台灣為直屬本部,海外有五個本部:美國本部、日本本部、加拿大本部、歐洲本部、以及南美本部。

號稱學經歷最高的組織:台獨聯盟組織的特殊性,不但是成員以留學生為主,許多留學生參加台獨運動後,成為黑名單,成為無法返鄉的人,繼續留在異鄉求學,取得博士後,更積極投入組織,台獨聯盟號稱是前所未見擁有最多博士成員的革命組織,每個成員皆有專業的領域,不管在語言、環保、政治、經濟、科學方面都是一時之選,擁有貢獻長才於國家的抱負。他們始終認為身為台灣人,應該要盡一份力量,至少要為台灣沉默的大眾發聲,把台灣的真實狀況,講給外國人聽。投入台獨運動的基本動機,主要是盡一點身為台灣人的責任而已。

 

二、組織總體策略──海外台灣人社團的成立

台獨聯盟組織發展的另一特色是擴展多元功能性的外圍組織,發揮總體戰的概念,台獨聯盟為一政治立場鮮明的剛性團體,無法面面兼具運動的各個層面,為能將觸角伸入不同領域,發揮功能,開始思考組織的橫向擴展,由主要的幹部主導成立外圍組織,以下海外台灣人社團幾乎都與聯盟有密切合作的關係,分述如下:

(1)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Associations, WFTA;簡稱世台會)

1974年9月在奧地利維也納成立,首任會長郭榮拮,成立之初是由在日台灣同鄉會、巴西台灣同鄉會、全美台灣同鄉會、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及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五個成員組成。同鄉會是海外台灣人社團中最具廣泛包容性的組織,每年舉辦年會,號召團結海外台灣人,透過集會活動宣揚台灣主體意識,主要幹部多為台獨聯盟的成員,與台獨聯盟關係密切,運動分進合擊,例如台獨聯盟決定返鄉行動時,1987年接任「世台會」的會長的「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會長李憲榮,亦同步提出「打破黑名單、還我返鄉權」的口號,共同推動返鄉運動,決定1988年以回台舉辦「世台會」的方式與國民黨政府正面對抗,在運動的推進上扮演重要角色。

(2)全美台灣人權協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FAHR)

1976年張丁蘭召集了台獨聯盟盟員和熱心婦女共同成立。組織主要工作是展開海外台灣人從事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政治受難者的家屬、和抗議國民黨違反人權的運動,從1960年初期開始,每次有政治迫害或違反人權事件發生時,台灣獨立聯盟盟員、台灣獨立運動支持者、他們的太太和子女,就會集合上街頭,手拿有口號的旗牌遊行,散發宣傳單,和喊口號,抗議國民黨的政治迫害。為了有效地打擊國民黨,必須組織化,採取新的方向和方法,人權會開始與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簡稱AI)合作寫信,安排國際人權組織的國際人士,在戒嚴時期派人進入台灣做人權調查工作,回美後出版刊物並做巡迴宣導工作、遊說美國國會議員請求關注台灣的人權,在國會舉行人權聽證會等。讓國民黨感受國際的壓力,以國際的壓力才能有效遏止國民黨對台灣人的迫害。

(3)「台灣公論報」(Taiwan Tribune)

由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的《台灣公論報》。1981年7月在美國紐約市創刊,由台獨聯盟所籌辦,創刊發行人為羅福全博士。是海外第一份由台灣人出資、編輯之報紙。當時致力於催生台灣公論報的張燦鍙主席表示「多年來,海外台灣人一直渴望一個大眾媒介,這項宿願將由『台灣公論報』的誕生而得償」,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賦予「台灣公論報」任重道遠的時代使命。台灣公論報發行過程中經常受到國民黨的威脅與打壓,最著名的例子是「四腳仔官司」,國民黨利用高資敏控告「台灣公論報」誹謗,索取巨額賠償金,明顯意圖就是要讓《台灣公論報》關門倒閉。但此舉卻反而激發海外台灣人的正義心及台灣意識而踴躍捐款支持,後來《台灣公論報》不僅勝訴,而且因同鄉的慷慨解囊首度轉虧為盈。

(4)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

1982年由蔡同榮、彭明敏、王桂榮、陳唐山等人在美國洛杉磯成立,首任會長為蔡同榮。FAPA成立的主要任務是對美國參眾兩院展開聯繫遊說工作,拓展美國國會與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發展基本人權的關注。積極利用民間的資源與美國國會建立關係,結交友台的國會議員,他們感激熱心台僑在選舉期間大力協助募款,在國會中積極表現為台灣的民主、人權發聲,促使在台灣的國民黨受制於國際輿論,不敢再以高壓殘酷的手段對付政治犯,逐漸開展島內民主運動的空間。
台灣人組織的擴展,讓台灣獨立運動更加蓬勃與多元,許多的組織如(5)台灣人民自決運動(由長老教會發起)、(6)北美洲教授協會、(7)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8)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等社團陸續成立,對北美洲台灣人社群及故鄉台灣都有特殊的貢獻。尤其婦女會成員陳翠玉女士為突破黑名單,決定響應返鄉參加1988年首度在台舉行的世台會,但因簽證問題繞了半個地球才得以回到故鄉,後終因操勞過度,於1988年8月病逝台灣,成為第一位因為返鄉而犧牲生命的鬥士,是婦女會姊妹傳頌至今的模範。這些組織都可看到盟員幹部積極投入的身影,與台獨聯盟成為密切的合作夥伴,台獨運動呈現一種如史學者張炎憲教授所描素掖種、發芽、開枝,他形容這是海外台獨運動生生不息的傳承。至今我們仍可看到早期投入台獨運動事業有成的台美人與第二代台美人共同出資經營,成立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TI),升級版的台灣人社團,貢獻於故鄉台灣。

 

三、全球化的台獨運動──國際外交行動

長期在海外從事台灣獨立建國工作,聯盟的幹部與成員散佈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擁有豐沛的國際人脈與外交資源,在適當的時機與國際場合突顯台灣主權問題,甚至善用國際媒體發表文章論述台灣主權、關注台灣自由、民主、人權,將台灣問題國際化,為台灣前途發聲。

(1)聯合國的遊說與示威

以往國民黨政府一再透過少數南美邦交國,向聯合國提案,要求讓蔣政權的「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卻年年遭到封鎖。早在1969年至1971年間,中華民國尚未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國代表權」之前,台獨聯盟即一再以聯合國為主戰場,積極展開對聯合國的遊說活動與遊行示威,表達台灣沉默大眾的心聲,一台一中,台灣住民公投自決。1969年10月,台獨聯盟副主席兼外交部負責人陳隆志,於聯合國開會前,在《紐約時報》投書,表達台灣的法律地位未定,台灣不希望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解決台灣問題的途徑,應是如法國外相龐畢度在承認中共之後的提議:交由台灣住民自決。1970年1月3日,聯合國大會辯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時,台灣獨立聯盟各地區的代表一百多人,齊集紐約聯合國總部,在主席蔡同榮的帶領下,舉行示威遊行;將「將台灣交還給台灣人」、「台灣人要自由」,到聯合國本部前遊行,然後又到「國府」駐聯合國代表辦事處及總領事館前示威,吸引各大國際媒體的報導。

鎖鍊示威抗議活動:1971年10月18日,聯合國大會開始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當天,台獨聯盟發動全球二十多處台灣人,同日舉行「鎖鍊示威抗議活動」。為了要凸顯「一個中國」所加壓在台灣人身上的苦難,聯盟主席張燦鍙等人提議到聯合國大門前的示威禁區,舉行鎖鍊示威抗議。包括陳希寬、許富淵、王博文、賴文雄、鄭紹良、黃師銘以及唯一女性的黃靜枝(全美同鄉會副會長方菊雄的夫人)等十一位台灣人,將自己銬在聯合國外門參觀者的入口處,以戲劇性行動高呼:「一個台灣,一個中國」、「台灣自決」等口號。此行動引發各大媒體的報導。

日本本部也同步在東京銀座數寄橋公園舉行鎖鍊示威,由許世楷、黃昭堂、林啟旭三人將鎖鍊綑銬在身,其餘運動者則在旁演說散發傳單,並向前來訪問的媒體記者說明台灣人的心聲。

(2)424刺蔣事件引發全球震撼

1970年世界性的台獨聯盟整合完成,接著彭明敏在台獨聯盟的協力下得以成功脫逃,海外台獨運動一連串的行動振奮人心,1970年4月蔣經國受邀訪美,台獨聯盟在洛杉磯、華府、白宮前發動一波波的示威抗議行動。4月24日,蔣經國到紐約市的廣場飯店,紐約區的台獨聯盟盟員再度舉行第三度示威遊行時,爆發黃文雄開槍刺蔣未遂被捕的怒吼。424刺蔣的槍聲,立刻引起全世界對台灣獨立運動的關注,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各地的電視台與各大報紙,均以頭條新聞大幅報導,掀起海外台獨運動的高潮。但事件後的救援行動與處置卻引發聯盟內部意見相當大的分歧,導致多位盟員出走,讓台獨運動受到相當大的反挫,聯盟經歷最動盪的時期,但沒因此瓦解,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經內部嚴肅檢討後,仍然繼續向前推進。

(3)美國國會聽證會為台灣前途、人權發聲

台灣人權聽證會:1977年6月,經過台獨聯盟的奔走遊說,美國國會舉行首次的台灣人權聽證會,當時由台獨聯盟安排甫由台灣經由秘密管道偷渡出來的張金策、吳銘輝,以台語訴說指控國民黨政府如何箝制言論自由,停刊《台灣政論》、如何迫害黨外人士。國民黨的高雄市長王玉雲也參加聽證會,卻不到五分鐘就走人,這場聽證會,在美國總統卡特高喊人權外交的年代,可說是台灣民主、人權的重要戰役。

「台灣前途決議案」公聽會:1983年11月9日,經由FAPA極力遊說,美國參議院答應為「台灣前途決議案」舉行公聽會,時任台灣公論報發言人羅福全以證人身分列席,他代表台灣人民發言的〈The Future of Taiwan〉全部證詞列入美國國會紀錄。11月15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案」,明確記載,「台灣前途必須經由免於強制、且為台灣居民所能接受的和平方式解決」,11月20日參議院表決通過此案。這是對台灣具有極重大意義的歷史文獻,更是台灣人展現一次非常成功的國會外交。

(4)台獨主張進入美國國務院 

時任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是有史以來第一位被邀請到國務院演講的台灣人。1987年10月14日,他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前往國務院演講「台灣:舊的神話與新的現實」〈Taiwan:Old Myths and New Realities〉演講的重點是:在蔣家政權統治下的台灣迫切需要民主化,美國有必要協助台灣人民透過民主自決的方式來完成政治改革。同時提出了三點具體建議:1.在台灣舉行普選,產生具代表性的政府之前,停止售予台灣武器。2.要求蔣政權容許島內人民公開討論台灣前途,為了維護結社、新聞及言論自由,美國應考慮以經濟制裁逼使蔣政權就範。3.支持海外台灣人返鄉的權利,如果蔣政權繼續剝奪台灣人的返鄉權利,美國應減少國民黨北美事務協調會的特權,並限制蔣家官員的扺美活動。結果引發中共方面向美國國務院表達嚴重抗議,指美國違反「一個中國」原則。而當時的台灣駐美代表錢復,更是氣極敗壞地提出抗議,抗議美國邀請「暴力份子」張燦鍙去演講,與國務院官員鬧得很不愉快。

(5)拓展第三世界外交結合全球反對力量

1980年代以後,世界局勢變化迅速,尤其第三世界國家,在FAPA成立後接手國會的遊說外交,台獨聯盟將工作重心轉向第三世界,如與西藏達賴拉嘛的團體、韓國、菲律賓、阿拉法特的PLO、南非曼德拉的ANC、巴拉圭等國的流亡團體接觸。當時,有人說,台獨聯盟張燦鍙主席可能是見過外國元首最多的台灣人,比官方還多。張燦鍙曾在美國華府的政策發展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Development Policy,ICDP)擔任董事。在此期間結識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反對運動的菁英,由於彼此的「政治迫害和流亡海外」的背景相似,包括韓國金大中、金泳三;菲律賓總統候選人Ninoy Aquino、外交部長Raul Manglapus;巴拉圭反對運動領袖、總統候選人賴宜諾(Laino)等人,都成為好朋友。80年代中期以後,又進一步與中南美洲瓜地馬拉、阿根廷、巴西、烏拉圭、智利等國的反對運動人士建立友好關係,聯盟積極透過不同管道結合第三世界的反對力量,彼此建立深厚的國際友誼,這對台灣當局顯然形成一種不小的壓力。

(6)善用國際媒體宣傳台灣問題

除了成立組織,關心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利外,聯盟也常常以讀者投書的方式,為台灣前途發聲,這對國民黨也形成不少的壓力。美國紐約時報有一個Op.Ed.版面,受邀稿寫專論的人通常是在國際間極具份量的人士。1975年秋天,福特總統將到北京訪問,《紐約時報》刊登台灣獨立聯盟主席張燦鍙的一篇文章「邁向獨立的台灣」(Toward An Independent Taiwan─A Taiwanese View on President Ford’s Trip to China)。可能因為題目過於敏感,編緝將標題改成「台灣的未來」(Taiwan’s Future),於1975年5月14日見報。這篇文章適時傳達出台灣人民的心聲,文章中籲請美國及國際社會應尊重台灣人民決定台灣前途的權利,並對台灣當局提出四點建議:1.立即宣佈台灣是一個新政治實體,切斷與中國內戰的糾葛;2.終結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戒嚴令;3.釋放所有政治犯;4.舉行自由的普選,提供一個政權和平轉移的開放環境。台灣人曾經獲邀為紐約時報撰稿的只有三個人,另外兩位是彭明敏與謝聰敏。

 

四、救援島內政治犯

台獨聯盟除了展開全面性的國際外交行動,不斷傳遞訊息給國際社會,台灣人追求人民自決,對獨立建國的深切盼望。另一方面,呈現台灣在長期的戒嚴令下,中國國民黨蔣家獨裁統治下,台灣形同一座監獄島,蔣介石屠殺台灣人、創造數以萬計的政治犯,台灣人陷入孤立無援的慘況,呼籲國際的人道主義者,人權組織關注台灣的政治犯問題。

1964年彭明敏便與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共同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於印刷時洩露,三人於1964年9月20日被捕。但礙於國際壓力蔣介石於11月3日特赦彭明敏,但是彭明敏的生活因此受到特務的監控。聯盟日本本部透過嚴密管道取得「台灣自救宣言」,率先刊載於日本的《台灣青年》,後來在美、加等地台灣留學生也將這份宣言翻譯成英文,經羅福全協調策畫下,以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等台灣人團體聯名在《紐約時報》以半版廣告篇幅刊出宣言要點。1970年1月彭明敏在廿四小時被監視的情況下,神秘地脫離台灣,抵達瑞典,實是日本台獨聯盟同志協力投入營救的結果,而重要幹部宋重陽應居首功。

1977年,許千惠接手台灣人權協會會務,在日本成立「台灣政治犯救援會」。包括林景明、日本人權工作者齊藤敏夫、大島孝一、三宅清子、可兒祐二和小林正成,美籍人權工作者林邁爾,台獨聯盟的婦女軍王雪梅、郭雪娥、金美齡、黃蓮治、毛清芬、張信惠、林美奈子等,努力蒐集提供資料,使國際特赦會倫敦總會有根據,終於展開了世界性的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的運動。英國、美國、荷蘭、瑞典、德國、紐西蘭、日本等35國的國際特赦會分會開始接納台灣的良心犯為他們拯救的目標。當時被接納的有:謝聰敏、魏朝廷、蘇東啟、黃明譚、林水泉、陳永川、尤政良、陳清山等人。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台獨聯盟等關心台灣前途的海外社團立即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線」,不眠不休展開人權救援、發動捐款、示威遊行與傳遞最新島內消息。當時的人權救援活動分為三方面:(1)向美國政府與國會寫信抗議,促請他們重視台灣人權,並了解高雄事件的真相;(2)聯合國際間非官方的人權團體及教會機構參與抗議;(3)組織政、學界人士組團訪問台灣,關注美麗島大審:台灣人社團奔走促成美國前司法部長Ramsey Clark領軍來台,要求了解美麗島事件的始末,探視美麗島受刑人,並強力要求國民黨必須公開審判受刑人,Ramsey Clark回美後,針對在台灣的探視過程舉行記者會,並向國務院提出報告,讓國民黨承受極大來自國際的壓力。另外,以人權會為主的各項抗議活動,也在各地展開,向國民黨的駐外單位表達台灣人的聲音與憤怒,甚至也傳出以暴制暴的各地爆炸案。當時美國參議員甘迺迪國會辦公室就收到八千多封的陳情函,這是甘迺迪擔任參議員以來,就單一議題收到最多的信件,他感動說台灣人的力量實在很大。

 

五、全力挹注台灣的民主運動

全力挹注台灣的民主運動

台獨聯盟始終認清台灣島內才是獨立建國的主戰場,海外台獨運動必須積極與島內的民主運動結合,因此島內宣傳工作與島內反對人士的接應、聯繫工作始終不曾間斷,同時不斷派出國內外的信差,傳遞黨外消息。後來,我們也開始推動與島內黨外人士的交流,起初大家都偷偷摸摸,暗中進行,像康寧祥第一次來美國,就透過嚴密的保密機制,包括多次轉車、暗號連絡等,在紐約與聯盟秘密會面。

增進島內黨外人士的國際視野與交流 

島內反對人士來美國,我們也會半公開地安排拜訪美國國會議員,給國民黨一些壓力,國會議員也樂意接觸黨外人士。例如陳菊來美國,我們安排她成為一個美國人權團體的董事,對她而言,這等於也是一種保護。透過這些交流,不僅讓聯盟幹部對島內政治情勢更加了解,同時也讓島內黨外人士增加了解美國對台灣、中國的政策,以及國際情勢的發展,對雙方而言,都是很好的互補。後來,海內外就大方公開交流合流,尤其是聯盟要遷台回來時,開了很多次海內外的懇談會,有時在日本,有時在洛杉磯,有時在紐約,有時在馬尼拉集會,大家討論台灣情勢,聯盟要遷台會碰到什麽問題,要如何解決,就這樣逐步完成了遷台的準備工作。

 

六、90年代黑名單闖關,聯盟遷台獨立建國理念落實母土

1987年5月,經過總本部中央委員會決議,「台灣獨立聯盟」改稱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邁向不同階段的台獨運動,我們除了追求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更要加強國家的優質內涵,1987年6月,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許世楷,被推選為總本部主席,在就任的第一聲,就強調加速轉移聯盟遷台回到母土。不久聯盟喊出「島內獨立運動公開化,海外返鄉運動普遍化」口號。聯盟幹部已有以行動挑戰國民黨,實踐返鄉權利的決心,進入黑牢的準備,首先是1988年8月世台會決定回台在新店舉行年會,當時闖關回台的有張燦鍙的夫人張丁蘭與多位聯盟幹部的夫人羅清芬、葉明霞、劉真真,以及聯盟中央委員莊秋雄、公論報社長吳信志等人,都以改名的護照,訴求返鄉基本人權,並且公開參加活動,後來他們都遭到驅逐出境。

1989年4月鄭南榕自焚事件後,更刺激了台獨聯盟展開一波波的闖關行動,首先是闖關回台的陳婉真出現在鄭南榕的出殯行列,並展開黑名單設籍抗爭。同年夏天世台會在高雄舉行年會,世台會會長李憲榮與聯盟中央委員蔡正隆闖關現身,後來遭強制驅離出境,這一波世台會的返鄉行動,闖關成員還包括當時最年輕的盟員羅益世及台美人第二代子弟如張燦鍙及莊秋雄的兒女們。1991年,張燦鍙再度被選為聯盟總本部主席,王康陸擔任祕書長,陳南天則擔任神秘的地下組織工作者,他結交廣闊,經常穿梭美國、日本、香港、菲律賓、台灣之間,尋找偷渡進入台灣的管道。此後第三波的闖關行動主要是聯盟各地的幹部郭倍宏、李應元、郭正光、王康陸、陳榮芳、林明哲、何康美、羅清芬、周叔夜先後成功闖關回台。但是,海外闖關的聯盟遷台幹部郭倍宏、李應元、王康陸、張燦鍙和島內的聯盟幹部鄒武鑑、江蓋世,以及台建的陳婉真、林永生、許龍俊等人陸續被捕入獄。遂引發台灣社會要求廢除「刑法第100條」的和平內亂罪的巨大聲音,終於逼使國民黨打破返鄉黑名單禁令,釋放台獨叛亂犯,承認台獨結社權。

1992年6月27日,台獨聯盟台灣本部公開召開第二次盟員大會,中央委員改組,在黑牢中的張燦鍙連任主席,台獨聯盟在前仆後繼的坐牢攻勢下,終於完成遷盟回台和免除打壓的公開組織運作,讓建國理想能夠真正在台灣母土實踐,台獨聯盟遷台亦是面對新挑戰的開始,但也象徵台灣人邁向獨立建國的重大發展。1992年返台後的首度世界中央委員會議決議,台獨聯盟邁向建國三大工作目標(1)推動制憲運動(2)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3)創設民間電視媒體。一直至今聯盟的同志仍依循這三大工作目標,有的進入體制內投入選舉,擔任公職貢獻專業長才,有的則繼續在政治社會運動中,宣傳台灣獨立的思想與建國的內涵,加速台灣國家的誕生。

 

七、台獨聯盟的政治主張、獨立建國論述與行動目標

1970年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成立,向全世界發布「台灣獨立聯盟成立宣言」,在「獨立建國」的政治目標下,台灣獨立聯盟於1972年曾訂出五大綱領,揭示「推翻蔣家政權,建立台灣共和國;反對摧殘人權,維護人性尊嚴;消滅地域歧視,建立全民政治;消除特權剝削,實現社會主義經濟;反對強權侵略,確立獨立自主外交」。根據這五項綱領的精神,聯盟又在1976年發表了「我們的主張」,說明聯盟在政治、族群、經濟和外交上的基本立場。這幾份歷史性的文件揭櫫獨立建國的基本主張與目標。

衡諸國際局勢演變,台獨運動者與時俱進,更進一步提出台灣主權與台灣國際地位的相關論述,1976年黃昭堂與彭明敏合著《台灣の法的地位》由東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漢譯本則到1995年才由玉山社出版,本書成為論述台灣主權與探討台灣國際法上的地位的經典書籍。黃昭堂在2009年出席台灣教授協會「中華民國流亡台灣60年暨戰後台灣國際處境」學術研討會指出:台灣獨立,不需要「理論」的存在,只要2,300萬台灣人希望獨立那就足夠了。「國家主權在民」是現代國家的根本,這是超乎法律、超乎憲法的;他以「確立台灣的國家主權──從事實上的國家到法理上的國家」的論述,希望能取得運動的共識及有利的位置,共同催生台灣新生國家。

專研政治學的學者許世楷,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擘畫者,早在1975年就起手草擬『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1988年經鄭南榕請求,重新修訂『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於12月10日刊登於《時代週刊》雜誌,鄭南榕因刊登此憲法草案遭國民黨以「涉嫌叛亂」起訴,為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自焚殉道;鄭南榕與許世楷正是推動台灣制憲運動的先行者。許世楷在2002年提出「新生國家理論」,否定「繼承論」、否定「分裂國家論──兩個中國」論,主張以新生國家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完成台灣法理上的獨立。

張燦鍙則於1989年提出「建設東方瑞士」作為台灣建國藍圖的探討,他指出台灣是一個新興的產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必須從別國的經驗中汲取敎訓,兼顧生產效率和公平分享成果,更要注意環境保護和生活品質的提高,不可任由公害遺禍社會。在政治層面上,我們要設法建設一個多元價値的開放社會,在民主制度下,由人民決定取捨。台灣敎育普及,民智大開,具有實施民主政治的條件,獨立後一定能夠以和平的方式,達成繁榮、公義、合理的新境界。瑞士地狹人稠、耕地不足、天然資源缺乏,然而由於人民勸奮、社會制度完善,他們建立了公認的人間樂土。台灣的自然環境和瑞士相似,人力資源的開發大有可爲,在國民黨不合理的政治經濟政策之下,台灣人仍然開創出相當的經濟成就。一旦摒除這層外在的障碍,我們有充份信心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東方的瑞士,使台灣新文化放出異彩。建國工作,除了要正確的理論、政策及策略,更要靠全體人民實踐力行,讓我們手牽手、心連心,在建國的大道上,勇往邁進。

本文發表於2017年4月15日由台灣研究基金會、中研院台史所共同主辦之「爭取民主的年代研討會」

 

 


張燦鍙/李登輝民主協會理事長、前台南市長、前台獨聯盟主席